因應人文大樓興建計畫,原本做為人類系館和哲學系館的洞洞館建築也即將拆除,以挪出新大樓之建築用地。然而建築不僅是人生活的場所,同時也是記憶的載體;在移毀一棟建築的同時,也不可避免的掩蓋某部份人群的集體記憶。
「人有天年,或許我們的居所與房屋亦然,但我們希望在他消失之前,做最後的告別。」在這樣的理念驅使之下,台大歷史系校友施昀佑及戲劇系校友劉偉申共同策展名為「向建築告別──洞洞館計畫」一系列之展覽活動,包含地景藝術、裝置,及攝影工作坊等。全計劃分為兩部份,的一部份包含外牆之清洗和內部裝潢的部分拆除,展現建築的原初結構;而第二部份則是蒐集清理過程中的碎屑、裝潢,例如玻璃、窗框、門檻等物,重新拼裝後展示,並揭露出人在這棟建築物中生活附加所留下的痕跡。
對於計畫從最初發想的雛形到最後呈現的樣貌,施昀佑表示並沒有太大差異,有增減但核心理念並沒有變,尤其是一開始便決定不使用具體文字、照片,期以「建築物」原本姿態的展現留存在人們心中,當人們進到這個空間時,能夠以自己的記憶與之呼應,如此一來才可能容納最多層次、橫跨最長時間的記憶。
「怎麼做都無法討好所有人的,」創作者之一的劉偉申表示,施昀佑也說,在他的想像裡,是「大家回來時,都會看到自己的記憶。」於是他們使用作為天花板的甘蔗板、石棉板、管線、門板、紗窗、玻璃、木料等等,而放棄了更常參與我們求學生涯的桌椅、甚至黑板,因為這些都有被聯想到某個特定年代的可能。
而當我們問到三樓由玻璃所排組成的長方體、輔以一旁以白布包裹起來的欄杆是否代表「墓地」意象時,劉偉申說他們當初並不選擇以實際物件來表示「死亡」,因為那太強烈,在計畫中用以傳達「告別」意象的,「是大家可能都沒有注意到的『洗外牆』,但洗外牆對我們而言其實意義重大,」施昀佑說,洗外牆與喪禮中的「淨身」有所連結,清洗、使建築再現,讓建築被獨立看待,讓每個人都在其即將消逝之前,以各自的生命經驗去理解、甚至憑弔──洞洞館可以說是「召喚」記憶的媒介。開幕的那天,在一切既定程序結束後,每個人拿起抹布為洞洞館仔細擦拭──擦拭,何其平常的動作,而以此與洞洞館告別,是讓它卸下重擔、還原它初始的樣貌,簡單但慎重的告別。
問及「田野工作坊」的口述歷史在此計畫中的意義時,「一開始『口述歷史』便是計畫的一部分,」劉偉申認為對他最大的影響是能夠重建洞洞館以及臺大過去的樣貌──尤其當影像資料極度缺乏的時候──,例如過去樹種較少、卻也使建築物較為貼近人群的時期,讓他覺得與今日略嫌雜亂的種植方式形成強烈對比。而當時洞洞館的環境、種種優缺點也都在這次的「田野工作坊」中在不同敘述中再現。
劉偉申也強調,「工作坊」形式是這次洞洞館計畫中非常重要的一環,因為它使這個創作、展覽沒有獨立於學校之外,而是真正與學生產生連結,藉由實際的參與讓學生感受到建築物的生命,並對其產生認同感。而學生的加入,也刺激了整個洞洞館計畫團隊的許多思考。此外,在田野工作坊之外另有「設計」及「攝影」工作坊:前者參與洞洞館外的設計──包括以館內的門板及窗框拼組而成的桌椅,和以頂樓隔熱磚排成的步道;後者則以影像記錄洞洞館計畫進行期間的種種,目前於溫州街上各店家進行展覽。對此,施昀佑認為「在溫州街展覽是一開始就有這個想法,因為覺得溫州街離臺大這麼近,但其實我們很少活動會跟它們合作,」藉此拉近與生活圈的距離是他們最初的構想,也因此,施昀佑除了讓攝影者自行接洽店家,亦希望他們以和「日常生活」較有關係的店家為主要考量,因為這些攝影作品、洞洞館的故事所訴諸的對象,應不只是學生,而是附近所有在此生活的居民,「他們也應該有機會參與。」
「怎麼做都無法討好所有人的,」創作者之一的劉偉申表示,施昀佑也說,在他的想像裡,是「大家回來時,都會看到自己的記憶。」於是他們使用作為天花板的甘蔗板、石棉板、管線、門板、紗窗、玻璃、木料等等,而放棄了更常參與我們求學生涯的桌椅、甚至黑板,因為這些都有被聯想到某個特定年代的可能。
而當我們問到三樓由玻璃所排組成的長方體、輔以一旁以白布包裹起來的欄杆是否代表「墓地」意象時,劉偉申說他們當初並不選擇以實際物件來表示「死亡」,因為那太強烈,在計畫中用以傳達「告別」意象的,「是大家可能都沒有注意到的『洗外牆』,但洗外牆對我們而言其實意義重大,」施昀佑說,洗外牆與喪禮中的「淨身」有所連結,清洗、使建築再現,讓建築被獨立看待,讓每個人都在其即將消逝之前,以各自的生命經驗去理解、甚至憑弔──洞洞館可以說是「召喚」記憶的媒介。開幕的那天,在一切既定程序結束後,每個人拿起抹布為洞洞館仔細擦拭──擦拭,何其平常的動作,而以此與洞洞館告別,是讓它卸下重擔、還原它初始的樣貌,簡單但慎重的告別。
問及「田野工作坊」的口述歷史在此計畫中的意義時,「一開始『口述歷史』便是計畫的一部分,」劉偉申認為對他最大的影響是能夠重建洞洞館以及臺大過去的樣貌──尤其當影像資料極度缺乏的時候──,例如過去樹種較少、卻也使建築物較為貼近人群的時期,讓他覺得與今日略嫌雜亂的種植方式形成強烈對比。而當時洞洞館的環境、種種優缺點也都在這次的「田野工作坊」中在不同敘述中再現。
劉偉申也強調,「工作坊」形式是這次洞洞館計畫中非常重要的一環,因為它使這個創作、展覽沒有獨立於學校之外,而是真正與學生產生連結,藉由實際的參與讓學生感受到建築物的生命,並對其產生認同感。而學生的加入,也刺激了整個洞洞館計畫團隊的許多思考。此外,在田野工作坊之外另有「設計」及「攝影」工作坊:前者參與洞洞館外的設計──包括以館內的門板及窗框拼組而成的桌椅,和以頂樓隔熱磚排成的步道;後者則以影像記錄洞洞館計畫進行期間的種種,目前於溫州街上各店家進行展覽。對此,施昀佑認為「在溫州街展覽是一開始就有這個想法,因為覺得溫州街離臺大這麼近,但其實我們很少活動會跟它們合作,」藉此拉近與生活圈的距離是他們最初的構想,也因此,施昀佑除了讓攝影者自行接洽店家,亦希望他們以和「日常生活」較有關係的店家為主要考量,因為這些攝影作品、洞洞館的故事所訴諸的對象,應不只是學生,而是附近所有在此生活的居民,「他們也應該有機會參與。」
洞洞館計畫的部落格中,緣起寫道:「洞洞館承載了許多人美好的青春記憶,建築本身也早已成為校門口我們習慣的風景。人有天年,或許我們的居所與房屋亦然,但我們希望在他消失之前向他做最後的告別,所以決定付諸實際的行動。通過清洗,拆卸與擦拭,讓洞洞館最具特色的琉璃瓦孔,在夏日午后再一次篩落斑駁的光影,」開始是如此單純,因為不願它只是如同過去我們熟悉的故事──老屋總是默默存在、默默離去,然後人們便只看見嶄新的現代大廈,任憑任何重量的記憶淡去……還給它最初始的樣貌,並且重新與新知舊識產生記憶連結。告別可以不沈重,消逝前的洞洞館如此告訴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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