贖罪與寬恕？電影《眼淚》放映暨座談會

◎記者 房瑞儀 郭瑾燁
　　5月4日台大法律學院在霖澤館舉辦《眼淚》放映暨座談會，與談人包括該片導演鄭文堂、法律系副教授林鈺雄與政治系副教授黃長玲。《眼淚》在2009臺北電影節首映後於今年開始全台319鄉巡迴播映，該片跳脫台灣傳統戲院模式，欲以「地方包圍中央」方式巡演，播映場合包括學校、教會、藝文中心、廟口及村里活動中心等，是一部真正以一般大眾為主體的電影。

　　《眼淚》描述一位年屆六十的資深刑警老郭（蔡振南飾演）接手一件吸毒過量致死的案子，上級和同僚都欲儘速結案，然他卻堅持追查到底。隨著案情明朗卻也漸漸揭露了一樁隱藏在老郭心中多年的「罪行」，這一切在檳榔西施小雯的介入下浮出檯面。《眼淚》在某方面看來可說是一部探討轉型正義的故事，其意義在於已邁入民主進程的國家，對過去政府違法和不正義行為的彌補。

　　不選擇站在被害者的立場，以悲情氾濫的眼淚來說故事，《眼淚》選擇站在加害者的角度──片中的主角老郭一滴淚也沒流過，十足的「沒血沒淚」。然而，不哭，不代表沒感情，而是那份深埋內心的苦痛主宰了老郭往後的人生，疏離的親子關係、黑白兩道的衝突都註定了他的精神必須一輩子受到凌遲，太深、太沉，那樣的痛已不是幾滴眼淚可以道盡。當我們在大聲疾呼轉型正義、放下以及原諒的同時，《眼淚》告訴我們：沒有真相，沒有原諒，唯有當真相被坦然講述，加害者與被害者的輪廓才會真正清晰。而過去體制中許多基層人員也才會意識到自己曾身處一個龐大的共犯結構中，藉此得到真正的寬恕。黃長玲老師也特別提及，一個人會在什麼樣的情況成為加害者？在此片中是限期破案的壓力，而這是結構、體制上的問題，加害者在體制之下，已不是個人，這和國家暴力有密切關係。

　　在近幾年充滿青春浪漫國片崛起的氛圍中，鄭導怎麼會想拍攝警察刑求這樣沉重的主題？鄭文堂表示，小時候家裡很窮困，而在那時代如果希望家境改善，要不是當老師就是當警察，「阿我成績不好，當然是當警察囉」。1971年，他在住家附近目擊有一位年輕人跪在警察局櫃台前，「他是跪在兩根警棍上，很痛，我現在想到還會痛，應該是有被綁住，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刑求的經驗」。這個畫面在鄭導心中埋下第一顆創作的種子。1982年轟動全台的土銀搶案及其後的王迎先命案則是鄭文堂拍攝相關題材進一步的推力，當時這件土銀搶案真正的搶匪李師科挾槍行搶，在戒嚴時期的氛圍之下尤其敏感。計程車司機王迎先遭人檢舉而被刑事局逮捕，王迎先請不起律師，警方在上級「限期破案」的壓力下無所不用其極，王迎先疑被刑求屈打成招，不堪受辱而在押解過程中跳秀朗橋自殺。

　　「我們生活在一個奇怪的國度，即使現在已經是2009年，台灣號稱民主化也已經有一段時間了，有人因為犯了小罪，因為請不起律師而自行前往警局作筆錄之後，很多人罪名就變嚴重了；有些警察會無止盡地開罰單，甚至出口辱罵，可是有些市井小民卻像崇拜女明星一般，按節令送禮送花，甚至每天準時前來送三餐，這兩個現象都和台灣的警察有關，我想要拍攝這個題材已經很久了，終於在2009年夏天完成。」放映座談的手冊上的第一頁，鄭文堂說明了他將現實的荒謬寫入電影的動機。《眼淚》是素有「鄭三部」之稱的鄭文堂轉型正義三部曲的第一部，未來將接續開拍《無聲》、《偷聽者》，相信又會是後勁十足的力作。